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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西街头新国旗随处可见 卡扎菲“消失”

阿布杜拉曼参加了反对派50天的战斗,负责后勤工作。这是他的证件。

目前,利比亚战事进展如何?当地民众生活状况怎样?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安全是否有保障?政局变动会产生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一行三人(分别为文字记者倪志刚、摄影记者汪蛟和多媒体记者范思鼎),远赴万里之外的利比亚,为读者发回来第一手的现场报道。

9月5日晚上,在埃及靠近利比亚的边境折腾多日之后,本报记者一行三人终于踏进利比亚。当地时间5日晚上,记者一行抵达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大本营班加西。

行走在去班加西的公路上,不时可在路边看见蓝色的地中海。途中,记者只看到了一个稍大的城市,其余大部分渺无人烟,偶尔可见几个放羊人。一直到班加西境内,绿意渐浓,可以看到成片的树林,以及排列成行的行道树。

在路上,记者见到多辆被毁损的坦克,还可以看到战场上的弹壳,一些墙上有子弹打在上面的痕迹。班加西境内,靠公路边很多人家的墙上贴满了照片。司机告诉记者,那是在与卡扎菲军队战斗时死亡的反对派士兵。

北京外国语大学生吕可丁曾在班加西工作过一年半。让她震撼的是,从她上飞机开始,就可以感受到卡扎菲的无处不在:利比亚航空公司打印的登机牌上第一行就印着卡扎菲的语录委员会无处不在。

然而现在,卡扎菲消失了。经过边检站,可以看见随处飘扬的红黑绿三色星月旗,而卡扎菲时代的单色绿旗已不见踪影。三色旗不但插在屋顶上,很多人家的墙上、窗户、甚至放在路边的油漆桶,都被漆成新国旗的样子。

当然,你仍然可以看到卡扎菲的头像。在班加西一家颇有特色的餐厅Heeta,记者看到了久违的卡扎菲一家人的相片,他们被店家当成广告照片一样印刷后贴在吧台上面。

50岁的司机阿布杜拉曼拿出一张盖有全国过渡委员会公章的卡给我们看,这是证实他是反对派的证明。如果没有这张证明,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将会遭到严格盘查。

阿布杜拉曼说,在战争之前,他在班加西机场工作,负责通讯联络。战争爆发后,他扛着步枪,成为反对派武装的一名后勤人员。他伸出五个指头,告诉记者他连续干了50多天,白天给反对派武装送饭,晚上拿枪负责警卫。

年轻,总是和阳光、活力等词汇相连,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某种浮躁,至少迫不及待的情绪。

战火后的利比亚也是同样,在边境通往班加西的路上,随处可见红黑绿三色相间的新国旗:屋顶、外墙、汽车、广告牌,甚至是一个油桶。

搭乘我们前往班加西的本田越野车在撒哈拉沙漠奔驰,0.9第纳尔/升的油价更是让它可以放肆地开足马力。司机50岁,班加西人,名叫阿布杜拉曼。

在班加西的新闻中心,聚集了包括在内的全球媒体,一楼大厅内,大家在这里或进进出出、或上网传稿,抑或只是喝茶聊天。程序非常简单,除去出示护照与记者证件,一张表格,两张照片和5第纳尔,我们拿到了在利比亚采访的通行证。

一张张年轻脸庞的招贴被张贴在班加西的解放广场,在这个临近地中海的聚集地,海风吹拂着它们。

事实上,我们在班加西街头已经见到不少招贴,阿布杜拉曼说,他们都是过去牺牲的士兵。只不过零星了些,没有解放广场那么集中。

阿布杜拉曼指着一张身着笔挺制服的俊朗男子的招贴说:他是我朋友。同时,阿布杜拉曼掏出手机,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号码,又指指招贴:我还有他的电线;然而令他失落的是,这个号码已经再也无法联系到他的这位朋友了。

逝者已去,生者却将他们的面容留在了人间,为他们祈祷,就像一张招贴上写的,让我们在天堂见。

58岁的阿里耶穆达布戴着一副浅黄镜片的眼镜。这位住在阿布杜拉曼楼上的邻居,得知有中国记者到来,赶紧跑了下来,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并急切地让小女儿端上酸梅汤和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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